往届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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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与第二届(上)获奖者与作品简介

第一届获奖者及其获奖作品

 

何炼成

获奖著作《中国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张培刚教授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八大关系”,致力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林毅夫

获奖著作《自身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在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下,阐述了政府的发展战略影响企业的自生能力、经济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和经济绩效的理论逻辑,并力图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检验这一理论逻辑的各种推论。该书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了一套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颇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史晋川等

获奖著作《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合作者为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及工业化的背景研究温州模式,从企业、市场、政府、文化等几方面揭示了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谭崇台

本次获奖论著为《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谭崇台主编,薛进军、郭熙保、冯金华助编)。该书系统总结和介绍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包括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资本利用和人力资源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人口流动、发展战略选择、外贸、外资、社会项目评估等,并提出和论证了看待发展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方法。该书全面系统引介西方发展经济理论体系,提出了正确对待和学习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并为进一步在中国合理吸收和运用西方发展经济学最新成果打下了良好基础。

 

吴敬琏

本次获奖论著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该书总结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增长问题的理论演进,归纳了现代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讨论了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论证了中国增长模式转换的必要性和切实可行路径,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姚洋

本次获奖论著为《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围绕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劳动力市场集中探讨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绩效和福利效应、农村信贷市场等不完全及其影响,并对农村集体决策过程及土地合约中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研究。该书运用严谨的紧急学理论方法和计量工具对土地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及对中国土地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的而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第二届获奖者及其获奖作品

 

胡必亮

本次获奖论著为《InformalInstitution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的乡村发展)(Routledge2007年)。该书重点论证了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论证了三个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促进农村发展的影响:一是建立在村庄信任基础上的作为非正式金融制度的标会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二是中国特定关系共同体中所体现的社会网络对于促进城乡移民、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及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影响;三是通过上市公司整合村庄发展的“以厂带村”治理模式对于探索我国农村发展新模式的影响。该书以作者在全国五个村庄跟踪调查研究十五年来积累的详实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较先进,理论上有较大创新,研究结果对指导现实经济发展有较大意义。

 

刘遵义

本次获奖论文为“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中国社会科学》,20075),合作者为陈锡康,杨翠红,Leonard K. Cheng, K. C. Fung, Yun-Wing Sung, 祝坤福,裴建锁,唐志鹏)。该文构建了一种能够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提出了一个国家全部出口与分部分、分大类商品的单位出口对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效应的计算方法,从数学上作了证明,并据此编制了2002年中美两国的非竞争(进口)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和分析了中美两国出口对各自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该文以现代经济学前沿方法对国际贸易平衡问题进行分析,改变了传统的思维定势。

 

蔡昉

本次获奖沦为为“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3))。该文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拓展和修正,描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及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包括:利用人口红利、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和更广泛参与全球竞争等。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及其对应策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刘易斯转折点阶段,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