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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人物专访:黄季焜


       黄季焜,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Fellow),国际农经学家协会(IAAE)终生荣誉会士(Fellow),农业和应用经济学会(AAEA)Fellow。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ASAE)会长和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4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菲律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发表期刊论文470多篇,包括《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期刊论文250多篇。先后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杰出校友奖。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并非越大越好,东北地区应当鼓励适度规模,那么您认为我国目前的农业规模化整体发展状况如何?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黄季焜:我想不管任何一个地区,规模化都是一个趋势。但是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任何地区的规模化都有一个适度性,农地规模太小太大都会不经济。不同地区的最优规模化进程应当根据各个当地的经济、技术、地理等具体情况而定。中国的东南部地区进行速度相较于东北来说较慢,主要是受到东南部的人口、经济等因素限制。但是其实这些地区的规模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不应当过度控制规模化的进程,因为这反而会促进农民因为想多拿政府补贴而过度促进规模化的进程,产生“拔苗助长”的负面效果。

记者:目前我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频繁,农民工进城,青年向城市聚集,农村劳动力紧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这种状况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是否会造成不利影响?

黄季焜: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农业发展的整体规律来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由比较优势造成的。农业相对于工业、服务业来说对农民来说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老人、妇女进程打工获得的效应显然是低于青壮年劳动者。从世界数据来看,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欧洲有一半以上的农业都是高于60岁的劳动者从事,日本的农民平均年龄达到67左右,反观我们国家则比他们还年轻,我国的农民平均只有51岁左右。我认为我国在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到以后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农民平均年龄的增加是一个大趋势,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由专业化劳动分工导致的合理结果。

记者: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农业这一概念也被人们逐渐炒热。有很多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商直接通过微信平台或是其他网络平台直接向消费者交易,这种新型的产销方式会是未来的潮流吗?超市的生鲜供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您认为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如何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黄季焜:我想互联网+不管在哪个行业,未来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互联网+现在已进入农业,可能未来的确会改变许多农产品的产销模式。作为发展经济学学者来说,我也是有点担心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一种很包容的发展模式,它更可能施惠于那些离城市交通更近、更便利的地方,即发达地区可能更加走到前面。但是整个市场份额是恒定的,当有一部分走在前面把同样的产品以更高价格卖出时,还有一部分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可能赶不上这种潮流,被这种新潮的发展模式甩在后面,反而会使得贫困地区更加贫穷。那么,如何帮助落后的内地农民在发展中不要落后太多是我们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记者:根据您的一篇论文,中国的牛奶生产大部分都是由小家庭生产者来生产,而几乎少有规模生产,这个现象是在全球普遍现象吗?还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与中国近期频繁曝光的牛奶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关联?

黄季焜:规模经济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劳动力工资没有上涨之前,因为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为零,一家一户养牛的情况是很普遍而合理的。中国“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把这种小家庭生产模式赶出了经营范围,这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重大的冲击。将小家庭养殖者集中起来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农民生活变得很不方便。规模化生产也不是越大越好,在欧洲很多地区,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还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确会对这一生产方式产生冲击。


(撰文:杨秋怡;摄影:殷锦炎)